这段笔触锚定伦敦雾霭裹着旧煤烟味、混着济贫院残羹气与中产阶级暖炉光的十九世纪褶皱，核心是狄更斯独特的“褶皱人道主义”——不做高高在上的空洞宣言，而是把镜头聚焦米考伯先生攥皱求职启事数铜子、匹普攥着乔铁匠赠的旧锉攒进城念头这类小人物的细碎窘迫、隐秘善意与微末光亮，他将个人命运的凹凸嵌进伦敦石板缝、泰晤士河浪中，让那个时代连同这份带着烟火气的关怀一起，成为文学史上的永恒印记。
雾气像铅灰色的天鹅绒手帕蒙住泰晤士河上的桥洞,煤烟熏黑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石板，贫民窟的破墙缝里嵌着绝望的呼吸声——而就在这一片混沌的褶皱里，奥利弗·崔斯特攥着稀粥碗抬起泪汪汪的眼，匹克威克先生揣着怀表四处走街串巷捡乐子，斯克鲁奇握着鬼魂送来的圣诞火鸡撞开外甥家的门，露西·马内特在巴士底狱废墟上捧着丈夫绣过花的手帕微笑，查尔斯·狄更斯，这位以墨水当针线、以幽默为绒线、以批判作衬里的作家，从未像后世某些“人道主义者”那样站在道德高地上洒廉价的光，而是钻进那个时代的褶皱深处，把肮脏、善良、怯懦、坚韧统统缝进同一件伦敦外套上，让读者摸到真实的、带着煤烟味的暖意。
他的“褶皱”，首先是指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藏在繁华背后的、被忽略的褶皱：工厂烟囱吐出的烟吞噬了孩子的童年，济贫院像一座磨碎人的机器——《雾都孤儿》里那句经典的“先生，我还想要一点”，不是撒娇，不是贪婪，是被饥饿啃噬过十年的、颤抖的呐喊，他写费金的窝点像个老鼠洞，老鼠洞里却也有南希的良心在挣扎——南希抱着奥利弗的时候，狄更斯没有把她写成十恶不赦的***，也没有写成一尘不染的圣母，她是个被命运拖入泥沼的女孩，手里攥着最后一点光，那点光最终让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这种“褶皱”里的人，不是非黑即白的符号，是有血有肉的、在泥沼里摸爬滚打却偶尔抬头看星星的普通人。
而他缝在外套上的绒线,是那种英式特有的幽默，像壁炉里跳出来的火星子，能在最黑暗的地方暖一会儿：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个朋友的旅行，哪里是探险，明明是一群傻里傻气但真诚善良的绅士在给伦敦画暖心的涂鸦——他们被马车夫坑，被旅馆老板骗，甚至被小偷耍，但最后总能化险为夷，还能交上朋友；《双城记》里卡顿那句“我现在所做的，是我一生做过的更好的，更好的事情”，虽然后半句让无数人落泪，但前半句里那种牺牲前的释然和平静，带着一点点狄更斯式的、对人性中至善至美的温柔期待。
那件外套的衬里,永远是他那锋利的批判——他批判济贫院制度，批判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冷漠，批判社会对底层人的忽视，但他的批判从来不是喊口号，而是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，让读者自己去感受：斯克鲁奇一开始是个吝啬鬼，连给员工加块煤都舍不得，圣诞节还要去员工家蹭烤鹅，但最后三个鬼魂的出现，让他看到了过去的自己，现在的自己，和未来的自己——斯克鲁奇的转变不是突然的，是因为他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，看到了自己的下场，也看到了别人的温暖，这种批判，是带着温度的，是希望能改变点什么的。
伦敦的雾霭已经消散,煤烟味也已经淡去，但狄更斯笔下的“褶皱”却还在：在高楼大厦的阴影里，在快递员的电动车筐里，在留守儿童的书桌前，也在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的心里，但幸好，我们还有狄更斯的书，还有他缝在书里的、带着煤烟味的暖意——他告诉我们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无论命运多么不公，我们都要像奥利弗那样，攥着稀粥碗抬起头；像匹克威克先生那样，揣着怀表四处捡乐子；像南希那样，攥着最后一点光不放；像斯克鲁奇那样，在某个冬天的早晨，撞开爱自己的人的门。
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,让我们再翻开狄更斯的书，走进那个十九世纪中叶的伦敦，在雾霭与壁炉光里，拥抱他的“褶皱人道主义”，也拥抱自己心里的那点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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